义与法的冲突

后来，经过多次讨论、研究，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，终于决定：解除对高铁辉、高革文、高胜祥、高桃花的收审，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处理。
我心头仿佛轻松了许多。
光阴似水。很快，我在宁乡县公安局的任职期满，回到了省公安厅。每有闲暇，总要想到这桩血案，其中的内涵似乎永远回味不完。我也不断地问自己：当初那样的看法，那样的处理，究竟是对是错？几次有过重访大冲村的准备，但均因琐事拖累，未能如愿。我的心一直惦念着大冲村，一直惦念着大冲村里的高铁辉、高革文、高胜祥、高桃花等人。
人生就是如此滑稽，有些事，往往费尽力气去办倒难以办成，突如其来的机遇，巧合，倒能轾而易举地了却心愿。这次在长沙街头遇见高桃花，即属于此种情形。她与以前相比，显得苍老了许多。亮丽的眼角叠起了皱纹，乌黑的秀发夹杂着银丝。我与她招呼。她先是一怔，继而认出了我，黑红的圆脸盘上便有了一层笑。我问起她的近况，她脸上的笑即刻消失，换成了辛酸、哀愁、痛楚。她轻轻地告诉我，她从收审所被放出去后，她不敢回大冲村，村里的人不打她，不骂她，可吐出的唾沫也会把她淹死。她也深感对不起大冲村人。她欲寻短见，但她想到龚寒冬的母亲和黄新民的父母，就打消了这种念头。她要活下去。一肩挑起赡养、侍候、孝敬三位老人的责任。若不是地，龚寒冬、黄新民都不会死。他俩活着，三位老人的晚年生活自然幸福、美满。她给三位老人精神、感情上造成了严重创伤，永远无法弥补。物质上，她不能给三位老人留下创伤，她要倾其全力，尽一切可能，满足三位老人的生活需求。她在宁乡，在望城，在长沙，四处打工，拼命挣钱，自己省吃俭用，给三位老人买吃的，买穿的，买用的送去。她曾同时给几家老板当钟点保姆，从早干到晚，一天只睡四个小时。
她曾同时做几位少奶奶的乳母，吃进去的粗茶淡饭，挤出来的雪白奶汁，将一个个小公子喂得白白胖胖，她的身子骨都榨干了，换回的钱却不多。近些日子，她正在一家建筑工地挑灰桶。我问她现在的爱人，她沉沉地摇头，叹息。她说：
“隆寄生那样的男人老实、守法，但不赚钱。黄新民那样的男人聪明、赚钱，但不守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知究竟哪样的男人可作依靠。我没有勇气选择新的男人。再说，我肩上的责任重。不允许我选择新的男人。用你们城里人的话说，我独身闯天下。”
我望着她，眼前一片模糊。面对弱小，面对贫穷，面对法盲，我无力扶持，帮助。
我觉得自己太猥琐，太渺小。
高挑花什么时候离开我的，我不知道。
高桃花往什么地方去了，我更不知道。
我知道了也没用，还不如干脆不知道。